的确,墓地应成为人类生态中的一抹重要的风景。
     人类应以对生命的尊重态度来对待它,应最大限度地赋予它以爱意和生命性。一块好的墓地,看上去,应像“家园”一样,是适于生命居住的地方、朴素、安谧、祥和、空间自由;阳光、水分、草木、风雨、呼吸……皆充足,符合生命本身的审美设计和要求。因为,它是一个人的灵魂永远栖息和长眠的田园,是我们为自己保存一段情感一段历史的地方,也是人间离上帝和天堂最近的所在。因此它最神性、最人道、最宗教、最纯洁……
     我一直觉得,有些特殊的职业,诸如“护林员”、“灯塔人”、“守墓者”,较之其它生命身份的人,更具宗教感,更易养成善良、正直、诚实和宽容的品格。而且也只有这种类型的人来干,才是称职的,才能与这些角色相匹配。因为他们的工作方式太安静了,和大自然结合得太紧密太无隙了。一个生命长期浸润在那样的环境中,孤独地和森林、草木、虫鸣、涛声、月光、海浪……厮守,彼此偎靠,互吮互吸,其灵魂必然会兼容天地灵气与光华,大自然的种种禀性和美质便雨雾一样附着在他们身上,无形中其生命便具备了宗教品格和童话美德……所以,在俄罗斯、欧洲的古典和近代文学作品里,总频频会闪现一些高尚而富有人格魅力的“护林员”、“守墓入”等形象。想必原因目口在此罢。
    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有过一篇著名的散文,《世间最美的坟墓》,描述了他在俄国看到的一幅感人情景:“我在俄国所看到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、更感人的了。这被后代怀着敬畏之情朝拜的尊严圣地,远离尘嚣,孤零零地躺在林荫里。顺着一条羊肠小道信步走去,穿过林间空地和灌木丛,便到了墓冢前。它只是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,无人守护,无人管理,只有几株大树荫庇。”也就是说,托尔斯泰墓只是一方普普通通的大土丘,没有墓碑,没有十字架,连姓名都没有。这确是托翁自己的心愿,据他的外孙女讲,墓旁那几株挺拔的大树,是托翁小时候和他的哥哥亲手种植的,当时他们听保姆说,一个人亲手种树的地方会变成幸福的所在,于是他们就在庄园的某个地方栽下了这些树苗。晚年的托尔斯泰有天突然想起了这事,便升起了一个美好的念头,他嘱咐家人,希望将来能安息于那些树下。
     睹物思情,茨威格感叹道:“这个比谁都感到受名声所累的伟人,就像偶尔被发现的流浪汉、不为人知的士兵一般不留姓名地被人埋葬了。谁都可以进入他的墓地,围在四周的稀疏的木栅栏是从不关闭的。保护列夫·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,唯有人们的敬意……风儿在俯临这座无名墓的树木之间飒飒响着,和暖的阳光在坟头嬉戏……成百上千到他的安息地来的人中间,没有一个人有勇气,哪怕仅仅从这幽静的土丘上摘下一朵花作纪念。人们感到,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份纪念碑似的朴素更打动人心的了。残废者大教堂大理石穹隆底下拿破仑的墓穴,魏玛公侯墓中的灵寝,西敏寺里莎士比亚的石棺,看上去都不像树林中的这个只有风儿低吟、庄严肃穆、感人至深的无名冢那样能剧烈震撼每一个人内心深藏着的感情。”
     对有的人来说,墓地就是他的一种生命体态,一副心灵表情。托尔斯泰墓便和他的作品一样,为世间添设了最壮阔最优美的人文景观。这个一生都梦想作农民的人终于有了一间朴实得可被称作“农民”的茅舍。他睡在自己亲手种下的荫凉里。那荫凉将随着时间的飘移而愈发盛大……
     世界上有些墓地,虽巍峨巨制,却缺乏自然感和生命性。比如埃及法老的金字塔、列宁墓、中国的秦始皇陵、明孝陵、甚至包括中山陵在内……凸起的都太夸张、太生硬,有意突出“事业”反将生命格式化,强调政治成就反使人格符号化,扎眼的体形,空荡荡捆着一团死气和历史瘴雾,太具表面的公共色彩和社会彰显意味,太具物质的膨胀力……总之,有一种疏远人世的工具味道,让人觉得那只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庙宇或殿堂,高高在上,流布奢华糜烂之感,虽威风凛凛,反倒远离了人间休息和泥土的温情,看上去一点也不像生命栖息的地儿。在我看来,最不堪忍受的目口那种“木乃伊”式的遗体保存方式——相信死后有灵,体现着一种对生命的审美心理和令人感动的宗教情怀。而肉体的过期延存,恰恰是对这种灵魂纪念方式的破坏,将生命自身的美感给无情地涂抹掉了。唯一给人落下的印象是:那人的的确确已真的死掉了!除了一具僵硬的尸体,除了对死亡残酷的反复说明和有力的证实以外,什么都没留下……诸如什么“楼兰女尸”之类的展览,丝毫没有美性可言。